我们怎样与犹太思维相遇?

文:张平

以色列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华文明与犹太文明的相遇已经成为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但中国人究竟如何与犹太思维相遇,中华文明如何在这种相遇中获得有益的长进,这已成为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

犹太思维,思维地球仪上的赤道

先绘制一个简略的人类思维地图,明白犹太人在哪里,我们自己在哪里。

思维的要点在于提问。对于一种思维的属性及其价值进行评判的基点是要看它提出的问题是什么。从这个基点出发,以希腊哲学为中心的西方思维和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思维可以被看作是思维世界里的东西两极。希腊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世界是什么?中国哲学问的是:我们怎样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因此希腊哲学被总结为”求真式思维”,以追求真理为思想的终极目标;而中国哲学则被总结为”求道式思维”,以对为人处世之道的深入了解和娴熟运用为最高目标。

基本问题的不同引发很多价值观的差异。比如在对人的评判上,西方思维注重知识的水准,用培根的话说,叫做”知识就是力量”;中国思维则注重”德”的厚薄,也就是”道”在人的日常行为中的体现,因此中国思维即使谈论知识,也是强调那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被运用的知识,所谓”人情练达即文章”。这样的差别又引发了认识对象上的不同,中国思维强调人心内在世界的重要性,西方思维则着重探索外在世界,并由此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所谓犹太思维,有点像是在这东西两极之间相贯穿的思维地球上的赤道。相对于”求真式思维”和”求道式思维”而言,犹太思维可以被总结为”求经式思维”。所谓”求经式思维”,一言以蔽之,就是用”求真”的方式去”求道”。如果说”求真式思维”问的是”什么”,”求道式思维”问的是”怎么”,那么”求经式思维”问的便是”怎么是什么”。

求经之问:犹太思维是否真的很迂腐?

我们说犹太思维是用”求真”的方法去”求道”,就是说拉比犹太教所关注的主要领域跟儒家思维是一致的,他们都关注人世间日常生活的行为方式,力图身体力行地解答”怎样去做”的问题,从而实现更为完美的人格与社会建设。这种关注来自于两种传统”生于忧患”的相似历史背景:儒家思想与商周两朝末期的动荡局势密切相关,拉比犹太教则是第二圣殿被毁的犹太历史灾难的直接产物。这两种传统其实都在探讨”我们究竟做错了什么”这样一个灾难谜题。

不过跟儒家思想不同的是,拉比犹太教在产生时受到了两个重要因素的影响:一个是《圣经》犹太教传统流传下来的大批宗教经典;一个是亚历山大东征时给以色列地区带来的希腊哲学和文化。希腊化时期使得犹太人熟悉了求真式思维的基本模式–思维被看作是对客观真理的正确反映,形式逻辑则被用来规范这种反映。不过犹太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对自然有兴趣,而且圣殿被毁显然也跟大自然没什么关系,而是跟《托拉》–前代流传下来的犹太教经典的总称–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样,《托拉》就替代了客观世界在希腊哲学中的地位。所以,犹太思维不是探索客观世界里的真理,而是探求经典中的真理,探求出来的不是哲学或者科学,而是一种被称为”口传托拉”的新经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犹太思维是一种”求经式思维”。在这里,经典代表最高权威,就好像希腊式思维中客观世界的权威性一样。

犹太人的”求经式思维”的认识对象跟希腊人的”求真式思维”完全不同。”求真式思维”强调透过现象寻求本质;而”求道式思维”则正好相反,它所探求的是已知的规则如何运用于大千世界,因此,这些被”求真式思维”所摒弃的大千世界千变万化的生活现象正是”求道式思维”的思考对象和终极目标。犹太人的”求经式思维”则是”规律”和”现象”并重,一方面向经典探求规则,另一方面则向现实生活现象探求这些律法规则的运用。在这个过程中,”求真”和”求道”两种思维方式交叉互动,求真之中有求道,求道之中有求真,并非单纯地由”规则”流向”现象”。

以色列有个著名的典故”蛇炉之辩”,一帮拉比为”用碎瓦砌成的烤炉究竟是洁净的还是不洁净的”这样细致的问题而彻夜争辩并乐此不疲,而且认真到了为此翻江倒海,甚至不惜惊动上帝他老人家大驾的地步。无论对于”求真”的希腊人还是”求道”的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种迂腐得近乎可笑的题目。问题在于,犹太思维,或者犹太人,是否真的迂腐到这样一种地步?是否真的在为这些显然没有多少实用性的细微末节而绞尽脑汁?

“蛇炉之辩”的故事中,拉比们的激烈辩论的目的并不在于获得结论,而在于这些思辨过程本身。在拉比们看来,这些思考辩论的过程比问题起点的”真”和问题终点的”道”都重要得多,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不能损害这个促人思考的形式。因此,犹太思维的本质其实既非”求真”,亦非”求道”,甚至也不是”求经”,而是”求思”,追求的是思维的过程和发展,真也好,道也罢,其实都只是为这种强化思维训练提供了一个平台。而这种”求思”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在真空中存在的,支持它的是一系列哲学、宗教观念。

我们是否能追求”智慧”产生的途径,而非”智慧”本身?

新儒家著名学者徐复观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儒家文明的致命弱点–缺乏思考力。这种缺乏力的情况在现代中国学者中普遍存在,而且至少从200年以前就已经开始了。的确,如果我们拿我们的”求道式思维”与”求经式思维”和”求真式思维”相比的话,我们在这200年间确实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家,更没有像那两种思维一样出现影响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大思想家。这其中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整体思考力的低下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原因。如果学者的情况都如此的话,一般民众的情况则可想而知。

思考力的欠缺,在很大程度与儒家思维中的权威来源有关。儒家思想中的权威,来自于人的内心世界。某种做法是否正确,某种说法是否谬误,不是依靠理性思维来加以推导,而是凭借一种情理混合的”心安”的感觉来判断的。所以中国人遇事讲究”心安理得”,讲究”问心无愧”,一切都是向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向自己的头脑去寻求答案。

这种”求心”的思维方式本来也有自己的长处,比如比较照顾自己和他人的情感体验,比较容易造成和谐的环境。但致命的短处,就是这”心安”不仅仅是一种思维的标准和手段,而且是一种生活的目标,也就是追求一种思维上的满足而静止的状态,不去求变求新。徐复观曾指出中国传统中存在着”思维的惰性”,其实便是由此而来。他也曾提出用学习希腊哲学的方法来加以补偿,他认为思想好像一把刀子,而且只属于自己,不可能把别人的拿来,因此别人的思想只能拿来做磨刀石。当我们与犹太思维相遇时,这种思维一样可为我们提供另一块思维的磨刀石。

中国近代百多年的屈辱史,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求真式思维”对”求道式思维”的胜利。这种胜利的结果,是我们的”求道式思维”开始出现动摇和位移。但现状却有越来越迷乱的倾向,我们究竟是全面转向”求真”,还是倒退回”求道”去,抑或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没人能给出让人信服的回答。

这种情况的出现,跟我们从一开始就走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错误道路有极大的关系。把对真理的认识看成真理本身,希望在西方那里找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万能钥匙,实际上不是在追求真理,而是在追求能让我们重新”心安理得”,回到思维的静止状态的”标准答案”;这是我们传统的思维惰性的延续。我们从西方搬来了”真理”,却从未学会过寻求真理的途径和方式;我们可能搬来了几筐鱼,却从不知道鱼是如何钓出来的。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延续使我们至多成为一个”拿来主义”的”山寨大国”,却不能在发明创造上走到西方人前边去。

犹太思维可以为我们破除思维惰性提供很好的借鉴。在这种传统中,任何一个宣称自己掌握了全部真理、并设法使大众无条件接受自己的权威的人都会被立即驱逐出去,即使他是上帝也罢。他们是否真的掌握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他们给大众设立思维的禁区,从而剥夺大众思考的权利,而人类历史也确实证明没有比这种人更危险的人物。这种逻辑同时为思维的发展提供了宽容的环境:除非你试图破坏这种环境,否则你的观点就不存在”正邪”之分,而只有”异同”之辨。

徐复观先生所没看到的是:”思维磨刀石”并不是任何环境中都可以使用的。如果任何敏锐的思想都被看作是敌人的话,那么磨刀石是不可能发挥其作用的。在满街都是”犹太智慧书”的今天,我以为我们与犹太思维相遇的真正问题是:在我们对”智慧”迷恋不已的时候,我们是否也能欣赏并追求这”智慧”产生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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